我读汪曾祺先生的书，已经近二十年之久。起初读来，因少不经事，并无深刻感受，只觉他文字清淡平易，如邻家老人夏夜话旧，不疾不徐，娓娓道来，蒲扇摇动星光，岁月沉入竹床，令人亲近异常。此后每一次重读，感悟便深一层。待我学习写作，历经千回百转，斗转星移，才渐渐意识到汪曾祺的可贵，在他所处的时代，直如天外飞仙，矫矫不群。张宗子先生有言：1949年后，汪文第一。可谓不易之论。
读汪曾祺的同时，我曾不止一次想写他。然而越是想写，越不敢写。除了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”的缘故，我竟无法找出一个词形容、概括他。思来想去，觉得最合适的说法无过于“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”，这是沈从文去世之后，张充和从美国发来的挽辞，后来汪曾祺写其师沈从文，亦以此为题。其实这八字，他自己同样配得上。
汪曾祺（左）与沈从文（右）
后世加诸汪曾祺的名号，足有数十。就我所见，最流行的那个，当是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。我对“最后”云云，一向不敢苟同，未来不尽可知，“最后”的判词终嫌冒失，因而只能理解为对先贤的誉美，与对传统抑或前朝的怀旧。至于“士大夫”，不过是汪曾祺的一帧清雅的侧影，而且绝非最重要的一面，并不足以勾勒他深蕴、通透的生命。
去岁今时，读孙郁《革命时代的士大夫：汪曾祺闲录》，读至精妙之处，或拍案，或掩卷。唯独对此书名，有些不以为然。孙郁笔下的士大夫，不止汪曾祺，还有汪所交游的沈从文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黄永玉等。他认为这些人身上，残留了士大夫的流风余韵，穿越革命时代的暴风骤雨，尚未消失殆尽，“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，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”。
称汪曾祺为士大夫，不知源自何处。书中引用邵燕祥的文章：“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，也许是指他能诗、能书、能画，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文人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。”这“有人”是谁，邵燕祥和孙郁都未提及。需要注意，邵燕祥随之笔锋一转：我宁愿说汪曾祺是一个自由派。后面更盛赞汪曾祺的“文学勇气”，“与士大夫气能相容乎”。看来邵燕祥并不怎么认同粘在汪曾祺身上的士大夫标签。话说回来，如果“能诗、能书、能画”即可称士大夫，未免门槛太低，如东晋人王恭对彼时名士泛滥的嘲讽：“名士不必须奇才，但使常得无事，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便可称名士。”——今天的士大夫依然多如过江之鲫，汪曾祺焉是“最后一个”呢。
无论士大夫，还是自由派，都不足以论定汪曾祺其人。汪曾祺的了不起，正在于他的丰富、宏阔，打破了世间种种沟壑和藩篱。他一贯谦虚，所撰《老夫子自道》却坦言：“有何风格？兼容并纳。”这注定了以任何一种身份、概念论断汪曾祺，都将归于徒劳，暴露语言的贫困。
《老夫子自道》还有言：“与世无争，性情通达。”“通达”二字，也许是我们认识汪曾祺的一条捷径。
汪曾祺（1920-1997）
汪曾祺的通达，可作二解，一指性格与思想。他被打成右派，犹能微笑，尽管是“奇怪的微笑”，却显出人生的达观。此后下乡劳动，丁玲描述这一段生涯，叫“逆来顺受”，他认为这太苦涩了，而自称“随遇而安”。这里不全是无奈，不全是自欺，他是真正热爱生活，“生活，是很好玩的”。譬如他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，一个人画马铃薯，这是何其枯燥、孤独的工作，他却视为“神仙过的日子”：画画、写诗，吃马铃薯，“我敢说，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，全国盖无第二人”——这话毫无一丝反讽的意思。
可与汪曾祺画马铃薯、吃马铃薯相提并论的案例，是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。这同样出自汪曾祺的记录。1950年后，沈从文调到了历史博物馆，除了鉴定文物，还出台讲解。常书鸿带来的敦煌壁画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，他自告奋勇，每天都去，给观众解说，一个青年问旁边的汪曾祺：“这人是谁，他怎么懂得那么多？”“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，沈先生不觉有什么‘丢份’。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，简直是得其所哉。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，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。”（汪曾祺《沈从文转业之谜》）我们读到汪曾祺在人生的盛年终日与马铃薯为伴，何尝不是有些凄然呢？
汪曾祺的通达，我以为最具说服力的案例，应是那句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，这是他父亲的名言，为他所继承、践履，发扬光大。对于此言，以前我只觉得好玩，待为人父，才有了一些体悟：父子成为兄弟，最值得欣喜的地方在于，父权的余威终被时光化去，父子之间，平等相待。这话说来容易，躬行太难，对父亲难，对儿子更难。要完成这一转型，父子都得参透人生。
通达的第二义，则指写作。贾平凹曾作诗夸汪曾祺：“汪是一文狐，修炼成老精。”作为“文狐”、“老精”的汪曾祺，彻底打通了文体的界限。孙郁说：“他（汪曾祺）同代的人写文章，都太端着架子，小说像小说，散文像散文，好像被贴了标签。”汪曾祺的文章，却无标签的束缚。他的小说可以当散文来读，有些竟可以当诗来读（如《受戒》）。他说过，废名“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，他的小说实际上就是诗”，不知他自己如何权衡？也许在他眼里，实无文体之分，笔下当顺其自然，直抒胸臆，我手写我心。如他谈文章的结构，称戏剧的结构像建筑，是外在的、理智的，小说的结构像树，是内在的，自然的，说白了，即由其自然长成，无须人工斧凿，“但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”（苏东坡语）。最后他总结，小说的结构特点：随便。
《革命时代的士大夫：汪曾祺闲录》，孙郁著
随便，或者说自然，恰是汪曾祺文章的神髓。他的创作谈，都是大白话，从不讲理论。这不是因为他不懂理论，1987年他在美国演讲，谈到年轻时期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，写诗晦涩难懂，在西南联大，两个同学议论他：“谁是汪曾祺？”“就是那个写被人不懂，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。”虽是自嘲，却可视为对现实的批判。1987年的中国文坛，正深陷西方理论的泥沼。
懂理论而不讲理论，正是汪曾祺的高明之处，可比者，是史学界的唐德刚。然而，这也注定了汪曾祺在中国文坛，只能是异数，而非主流。他是反潮流者，以返璞归真的姿态，遥望一个时髦、喧嚣的时代绝尘而去。
通达的汪曾祺，姑且名之“通人”。士大夫未必是通人；以通人之通，也许并不屑于士大夫之号。诚然，汪曾祺身上有士大夫的才艺、士大夫的风骨，然而还有许多珍贵的品质，为士大夫所无。倘仅仅把他视作士大夫来怀念，不仅僵化了他的风神，狭隘了他的生命，这背后的文化想象，还折射了一种时代的衰败。
------【大家荐书】第30期